母亲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

　　妈妈特别善良，困难时期，所有人家都陷入饥饿之中，吃饭时，妈妈总是默默地把饭分成几份，自己留最少的一份，尽量把有营养的和多的留给父亲和孩子们，特别是我。因为我那时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总觉着吃不饱。

　　记得父亲到香港开辟一片事业，家里为照顾父亲请了一个阿姨。每天早晨，为了让阿姨休息好，母亲会先起来把荷包蛋煎好。过年过节，要先给阿姨、司机、大夫包好红包。所以，我们是从爸爸身上学到正直、求实、诚信，在妈妈身上学到善良。联系到联想，我是主要创始人，但和大家共同分享联想的股份，我在其中只占2%左右的股份，我觉着这和妈妈对我的影响分不开。

　　妈妈公私分得清楚，记得我父亲1984年到香港创立了一家专利公司，直到现在这家公司也仍然是香港最大的一家专利公司。公司有一座大的住宅楼，员工大多数都住在楼里。可在那里，父母只住一套六七十平米很小很小的房子，有时我去看他们，晚上就只能住在仅能睡下我一个人的客厅里。

　　随着事业逐渐做大，爸爸有时因工作允许想带妈妈到国外去走走，妈妈却总要问清是不是经过对方允许、费用是不是公司出，如果公司出，妈妈绝不会去。这对于我很有触动。我在香港办公司时，她一度曾担心我爱钱财，后来看我对这方面根本不在意，看我和香港人都是公事公办，放心了。即使这样，她对我也总说我爸爸公私分明，表现出她内心的那种自豪感。她就是这样，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刻意的教育，都是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

　　我上初中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妈妈在中国银行秘书室，我要大量地读课外书，妈妈就一本一本地为我借。妈妈在贸促会图书馆时，开始有意识地为我挑一些书。我除了看一些如《青春之歌》那样一类提倡看的书外，还看一些历史书，一些文学名著，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督山恩仇记》等，像杰克·伦敦的，像大仲马的书，我都爱看。后来她管图书馆时，一拿回来就是30来本，基本是她拿什么我看什么。妈妈说：“就知道老大要看书，吃不上，就满足他看书吧。”

　　现在一般人愿意请我讲些事情，认为我讲演逻辑性强，也挺生动，那是受他*的影响。记得1952年前后，没有谁重视讲演，讲演那时叫讲话，但是我妈妈重视。她鼓励我在课堂上举手，让我觉得讲话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也许是因为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看到了宣传鼓动的力量，因此她对我说：你应该有讲演的能力。

　　更有意思的是她平常是很好静的人，但1949年我们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时，我大概5岁左右，所在贤宁小学要开一个庆祝会，竟然邀请她作为家长讲话，她还就答应了。开会时，看到妈妈走上主席台，把我吓一跳。后来想，那是要给我做样子。

　　我妈妈有一个特长是学各地方言，学得惟妙惟肖。学陕西人说话，学唐山人说话，听了就能学。我今天也喜欢学各地人说话，说个陕西话、湖北话，都受她的影响。有讲演能力，办公司就能把话讲好，让员工有士气，有利于带好自己的队伍。所以说，有讲话能力还是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