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伤害,叫”妈妈的boy“
“就要开学了,儿子还没选上自己的专业课,怎么办才好?”
“我是不是应该给学校和老师打电话问问情况?”
每到开学前夕,总有初到美国的大一新生家长在群里求助,那种对孩子的拳拳关爱之心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不过,且不说我们大多数家长对美国大学的运作知之甚少,即便英文流利留过学的父母也大可不必在孩子读大学之后再继续充当“救火队”的角色。一个心智成熟的18岁年轻人,理应完全能自己搞定这点儿小事:找任课教授看是否能够再添加听课人数,或者勤刷系统等待有人退课后空出来的名额,还可以找师兄师姐询问往年情况和选课技巧。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很不愿意去质疑父母之爱,尤其是当孩子远在千里之外,父母心中充满焦虑时,他们的种种行为似乎都是情有可原的。但客观地看,当一个成年人还需要在学业上等待父母远程支援时,这样的孩子如同巨婴,这样的教育也远称不上成功。
一
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并非中国家长独有,美国家长也一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看看下面这些来自美国教育论坛和社交媒体上的真实案例,是不是会让我们产生似曾相识之感。
大学篇
一名大一新生在某门课的大作业中拿了C-,知道成绩后在课堂上就立刻给妈妈打电话,倾诉完失落和不满之后,将手机递给教授,说“我妈妈想跟你聊聊”。结果呢,这位妈妈正是准备亲自上阵就提高分数一事与教授“磋商”一下。
某所大学的教授有时候不得不震惊于美国家长的疯狂。一次,有个学生家长给他打来电话,说最近几天气温骤降,她特意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跟教授确认一下儿子去上他的课时到底有没有穿毛衣。
另外一名刚离开家读大学的新生,妈妈每隔两个小时就要给他打通电话,反复确认儿子在哪里和做什么。要是不凑巧孩子没接到电话,这位妈妈就会对孩子的朋友狂轰乱炸,一次又一次地给儿子所有的朋友打电话,问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哪儿。
中学篇
很多中学老师都也经常吐槽同一件事:总有那么几个家长,每天给孩子所有的任课教师发邮件,目的仅仅是确认孩子有没有按时交作业。
还有位母亲坚持天天接送已经读高中的儿子上下学,既不让他自己开车(美国高中生可以考驾照),也不让他乘坐校车,同学们都嘲笑他是“妈妈的小男孩”(mom’sboy)。后来儿子实在受不了了,恳求妈妈让自己坐一次校车,哪怕一次也好。妈妈终于同意了,可当儿子坐上校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妈妈并未真正放手,而是开着车一路跟在校车后面。
德州一所高中在校际橄榄球比赛中以91-0的大比分差距输给了另外一所高中,输队一名队员的家长竟然对赢队教练提出了正式的抗议,指责他们这种不让对方得一分的行为实在太欺负人了,应该道歉。
学校和老师有时也会参与到“保护”学生的战役中。一所高中的老师发现有些学生穿着印有同样纪念图案的T恤,成群结队聚在一起。原来这些孩子是刚刚参加完周末某个同学举办的派对,难以抑制兴奋之情,热烈地讨论着。然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被邀请参加派对,于是,为了保护那些没被邀请的孩子的自尊心,学校索性禁止学生穿那件T恤来上学。
小学篇
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直到2009年才第一次出现了全国范围内通用的课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目的是希望各州能为学生提供相对一致的教学内容,比如一年级数学应该学什么掌握哪些技能。
然后,就有家长明确指责课程标准设置太高,让孩子觉得自己很笨,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名词,课程标准综合征(Common Core Syndrome),具体表现是一学习就失眠、头疼、腹泻,一做作业就焦虑、沮丧、困惑。
“课业如此繁重,如果这不叫虐待孩子,什么叫虐待孩子?”一位教师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并获得了底下家长雷鸣一般的掌声。而他们认为的虐待,不过是从之前考试只考一天的两小时,到现在要连考三天,每天一个半小时。
家长们的诉求不止于学业,他们尽可能地帮孩子规避掉生活中的一切“危险”:公园里很多儿童设施都被清除出去,这样才能保证孩子不会受一点点伤;要求老师批改试卷和作业时不要使用红笔,免得孩子看到红叉叉心情会很差;甚至希望课堂中不要出现“no”这样的字眼,因为会打击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二
其实,二三十年前的美国也并非如此,那时的家长没那么紧张孩子,也并不觉得失败和挫折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心理创伤。那时的比赛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奖杯只属于获胜方,而不是像现在为了照顾所有孩子的“自尊心”,设置各种名目的奖项,就为了保证每个孩子人手一份。
我们都能理解家长的初衷,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孩子不会永远生活在温室中,他们将面对的社会也不总是与世无争的桃花源。
过度保护下的孩子会出现几个问题:
期待他人像父母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
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怎么解决,而是寻求帮助
无法调整心态适应自己不再是宇宙中心的现实
一旦发现事情不如自己意时,会非常抗拒和沮丧
比较自卑,因此容易成为被同学欺负和霸凌的受害者
这类孩子进入职场后也往往成了最不受欢迎的员工:总是等着别人告诉他做什么,遇到问题只会汇报不懂解决,还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于是,要么在入门级别的职位上跳来跳去,要么是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
这类孩子在恋爱和婚姻中也经常一路受挫:希望另一半填补父母的角色照顾自己,两人之间出现矛盾不知道解决只想着回避,遇到烂人也不懂得及时止损。于是,要么无法维持一段感情,要么就在痛苦的关系中逆来顺受。
青少年阶段是尝试风险建立自我最好的阶段。十四五岁时没有机会试错,那么在成年后的三十岁,他们会更惧怕风险和失败,宁愿守在父母身边,既无法专注于一份有职业规划的工作,更加不会如何处理和维系一段感情并做出成立家庭的承诺。
三
上个世纪80年代,当婴儿潮出生的那批人入学时,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的,都应当被赞美,无论他们做得怎么样,否则就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于是,“你太棒了”(you’re awesome, you’re amazing)之类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我就曾经见过在小学音乐课的期末才艺表演(talent show)时,有的孩子一看就没有准备,临时决定在地上随便滚一滚敷衍了事,可是老师还是一脸骄傲地喊道,“Bravo! Excellent!”
可是,这种只听得赞美听不得批评的模式教育出来的孩子却并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优秀,反而是怕吃苦怕失败,缺乏坚持的毅力,经常半途而废,而且还会变得既傲慢又自卑。傲慢是他们的防卫姿态,因为他们的“自信”是空洞的,是没有真正成就支撑的空中楼阁,轻轻一推瞬间崩塌。
咱们国内以前不太有这类问题,因为我们信奉的教育理念是另外一个极端,只批评不赞美,不断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所以当我们首次接触到美国那种赞美孩子的教育时,曾一度既惊讶又羡慕,觉得这才是真正尊重孩子的教育。殊不知,美国教育界已经开始反思这种模式了。两个极端,一味赞美和一味批评对孩子都是同样有害的。
适当的失败和挫折就像是打疫苗,虽然表面上看是一种病毒(痛苦),但实际上却让身体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使免疫系统变得更强大。就像幼儿要在不断摔倒中学会走路,孩子要在蹭破膝盖中学会控制自行车,少年要在“恋爱”失败中学会如何成熟地维系一段感情。
我们想为孩子搬开那些挡路的石头,我们恨不得眼都不眨一下地监控所有可能的“危险”,我们宁愿自己筋疲力尽也要帮助孩子解决困难。没人能指责这样的爱不对,尤其是当面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或者吸毒酗酒等危险行为时,父母再小心都不为过。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保护与过度保护之间的尺度,避免过犹不及。
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出自《触龙说赵太后》,讲的就是不要只顾着怜惜眼前,而是应该替孩子做长远的打算。那么,问题就回到了教育的本质上了。对父母而言,教育的长远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为一个成年人。而成年人的最低标准就是为自己负责,上了大学自己选课,毕了业自己找工作,有比较清楚的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
当然,这种能力并不是18岁离开家门时一蹴而就的,而是源于之前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独立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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