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7位美国总统的传奇医生，特朗普最让他困扰

国著名传染病学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自传 《On Call》的图书封面。

2024年6月，福奇医生的回忆录《On Call: 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Service》（以下简称《On Call》）出版。不仅给了我们了解这位传奇美国医生个人经历的机会，也让我们可以一窥近半世纪，美国应对各种传染病突发事件的决策过程，包括刚刚过去的那场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新冠大流行。

Doctor Fauci，福奇医生，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迄今任职时间最久的领导者，深刻影响了过去几十年美国传染病研究。作为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他历经艾滋病疫情、Ebola与Zika等突发传染病事件，对美国乃至全球过去40年防治重大传染病都有着杰出贡献。

作为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服务过7位美国总统，还与布什父子等美国总统建立了不错的私交，然而，几十年来，福奇却始终在被提醒：每次去白宫时都要做好这是你最后一次去的准备，因为总有一天，你需要告诉总统一些他不爱听的事，而此后，你可能再也不会被征询意见。而就在福奇步入暮年时，这条提醒终于“应验”了，而且以更为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

80岁那年，福奇医生遭遇了一生中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大流行期间，福奇医生成了最权威、最诚实的声音，成了无数在疫情中不知所措的美国人眼中的灯塔，他成了全球瞩目的“美国医生”；但也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福奇医生成了很多对疫情持不同看法的人包括阴谋论者的攻击目标……

医生：最重要的身份

福奇漫长的职业生涯覆盖了诸多传染病暴发。作为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他服务过7位美国总统，这让这位医生身上有太多关于重大公卫决策、政府运转的故事可以分享。《On Call》全书460多页，从60页开始，福奇便已开始讲述自己成为NIAID主任后的事迹了。但成为政府要员前经历的简短叙述并不意味着《On Call》是一部公务员回忆录，相反，读者很容易从书中感受到福奇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医生。这从“On Call“这个书名也能窥见一二。

On Call是指医生随时需要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状态。谈及各个公卫危机中需要通宵达旦工作，福奇医生经常会与自己在纽约读医学院、做住院医生培训时的On Call经历比较：书中屡次提及在纽约医院里On Call时不眠不休工作，塑造了他在面对危机时沉稳冷静的特质。

更能看出福奇本人对医生身份看重的是其回忆录中对照顾病患的热情。他在NIAID建立了照顾艾滋病患者的治疗中心。80年代，艾滋病是无药可治的绝症，福奇称这段时间为自己行医生涯“最黑暗的时刻”：每天都要照顾大量时日无多的重病患者。但在其笔下，你感受到的不是绝望，这倒不是他在回忆录中有回避患者的痛苦与无奈，而是你能感到无论患者身份、地位、病情，福奇热爱甚至是珍惜照顾患者的机会。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2014年西非暴发Ebola疫情后，明明已是大领导的福奇会以医生身份加入治疗在美国的感染者的医疗团队。而他与几名Ebola感染者的接触交流，也完全是医生与患者的状态。

新冠疫情期间，福奇也自述面对困惑、迷茫的美国公众，他将自己定位为医生，向患者——美国民众，解释发生了什么。

福奇有很多身份：他是纽约普通意大利裔美国家庭的孩子，是被天主教教会学校的修女们寄予厚望的聪明学生，是康奈尔医学院的荣誉毕业生，是在自身免疫疾病与HIV研究两个方向上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是NIAID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但跟着福奇回顾他传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医生。

当然，福奇医生不是普通医生，他冷静又镇定，不管是实习时面对最复杂的危重病人，还是工作时面对最为严峻的形势。在美国经历新冠疫情的人，应该都对福奇医生在新闻发布会上稳重温和的声音有印象。

如今福奇在学术成就上更为人知的是HIV领域权威。不过福奇其实是放弃了已经极有建树的自身免疫疾病研究（福奇对血管炎治疗研究有着开创性贡献，让这种曾经的不治之症变得极少致命）后，转行研究HIV研究。

福奇转行HIV，有科学家的好奇心驱动。《On Call》一书中，他回忆在1981年夏读到CDC的MMWR周报（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里报告的5例奇怪的肺孢子菌肺炎。他怎么也想不明白5个原本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得上这种只有严重免疫抑制的人才会得的疾病。这份MMWR周报是历史上第一份艾滋病的医学报告，而它带来的疑惑也促使已是中年的福奇突然转行。

但80年代艾滋病最初出现在欧美社会时，被认为是男性同性恋才会得的疾病。如今仍在很多地方受到歧视的同性恋人群，在那个年代更是社会边缘群体。这让艾滋病在很长一段时间未得到主流社会关注。福奇能在那个时代坚持对艾滋病、HIV的探索研究，无疑离不开对艾滋病患者的真心关切。

如果有人有福奇这样的人生履历，撰写回忆录时估计可以连篇累牍叙述“我做了什么什么”。但《On Call》一书里，福奇却用整整一章描述艾滋病患者运动。很多艾滋病患者运动里的关键人物曾经对身为NIAID主任的福奇极度不满，认为他是忽视艾滋病患者的政府的代表。他们在报刊上骂过福奇，在福奇出席活动时捣乱过，甚至跑到福奇工作的NIH抗议过。

换成其他人，一番折腾下来，大概早就成仇人了。但福奇却与那些艾滋病患者运动倡议者们，陆陆续续都成了朋友。原因无它，就是因为福奇是真心关切这些患者，愿意去倾听他们的感受诉求。

在过去几年里，福奇时常被美国一些极右分子、阴谋论者攻击。任何人经历过他经历的那些非难、威胁，恐怕都会愤怒异常。但《On Call》里，福奇真正发火的似乎只有一处：一次NIH会议中，福奇的一位下属在开场白中告知获得允许出场旁听的艾滋病患者运动人士，他们在这里不受欢迎，也没有资格发言。并不在场的福奇听说后大发雷霆，他没法解雇政府职员，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这名下属转岗。

福奇医生对患者的仁爱之心并非只是针对疾病，而是真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他深刻知道很多人对疾病的恐惧不止于对健康的影响，还有旁人对疾病的偏见。这也是为什么在亲自参与救治的美国第一位本土感染Ebola的患者康复出院时，福奇医生与她亲切拥抱。

医治患者不止于治病。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福奇医生会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将近50年时间奉献于公共服务。而他的回忆录也恰如其名：一个医生的公共服务旅程。

为总统效力与为国家服务

公共服务方面，我们不能不提福奇另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NIAID任职时间最久的主任，美国在任时间最长的首席传染病学家。

如今福奇成为举世闻名的人物，很大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间，他纠正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不实说法，成了无数人眼中知识分子良心典范。相信很多人也会希望通过《On Call》一书去窥探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内部的宫斗大戏。

但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福奇没有回避新冠疫情期间他与特朗普以及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的不同意见，也没有讳言当时决策的混乱矛盾。但他也没有太多戏剧性描述，新冠作为全书最后一部分，篇幅都没有HIV部分长，甚至在其它部分里也有多个章节是在描述HIV的防治决策发展。

福奇在2020年4月向白宫记者团谈论新冠疫情，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左）和副总统迈克·彭斯（右）在旁观看。图源：维基百科

个人读下来，觉得福奇在描述2020年特朗普团队的防疫表现乃至后来右翼保守用新冠实验室起源的阴谋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时，多少有点保守和客气了。他在回忆录中用极为客观平缓的方式做了历史记录，但对不少人与事都有些许客套。

如果从头开始读《On Call》，倒不难理解到新冠这一终章时，福奇为何会有这种“婉转”。先后效力于7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他已经为5位美国总统服务，包括3位共和党总统与2位民主党总统。福奇与这5位总统都保持了良好关系，书中反复表达了对历任总统、议会对增加HIV研究经费、支持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感激与赞赏。

毫无疑问，福奇对他的祖国，美国国家体制、政府机制有着极为坚定的信念。对他来说，美国总统不是爬上权力顶峰的个人，而是代表总统办公室，是美国国家民主共和的象征。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说新冠疫情期间不得不纠正美国总统的错误言论，对他个人而言毫无喜悦感。因为这意味着他深爱的国家出了问题，对于为过去每一位总统都能愉快效力的福奇来说，这显然非常痛苦。

与当下美国右翼的印象相反，福奇回忆录中，你能明显感到与他建立了特殊个人关系的美国总统是布什父子，两位共和党总统。这种特殊关系的起点至少有部分要归功于福奇的医生身份。老布什还是里根的副总统的时候访问过NIAID，当时美国社会对提升艾滋病重视程度的呼声很高，老布什的访问显然也是回应民意，为自己未来的总统竞选做准备。不过访问过程中，老布什对很多科学医学问题都极感兴趣，这也是福奇与他相识的开端。之后，老布什遇到一些医学疑问就经常询问福奇，包括朋友生病也会找福奇。

就在福奇开始频频往副总统办公室跑时，一位前辈为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建议：每次去白宫时都要做好这是你最后一次去的准备，因为总有一天，你需要告诉总统一些他不爱听的事，而此后，你可能再也不会被征询意见。只有永远都将与总统的见面当做最后一次，你才能坚持告知真相。

没多久，福奇就遇到了需要告诉总统坏消息的时候：老布什当选后希望任命他为NIH主管，但福奇认为自己在NIAID可以做更大贡献，拒绝了老布什的升官邀请。幸运的是，被拒的老布什没有改变对福奇的信任，尽管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没有太多被人拒绝的经历，而是告诉福奇自己对他更为钦佩。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全球，小布什都是极具争议的一位美国总统。但在福奇的回忆录里，我们能看到这位总与发动错误的伊拉克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总统的另一面，小布什真心希望推动美国辅助第三世界国家提升对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各种传染病的防控。小布什任内启动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是有史以来单一国家针对一种疾病制定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健康计划，至今在发展中国家拯救超过2000万生命。福奇是该计划的主要设计者，而在他眼里，不遗余力支持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的小布什总统，对减少传染病造成的伤害方面，贡献无人能比。

福奇作为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他为每一任美国总统服务，但更重要的是，他在为公众服务，其作为也对全球传染病防控有着重大贡献。

与众不同的病毒

福奇的故事显然无法绕过新冠，这场近百年来人类遇到的最大传染病疫情。可无法忽视的是，出生于1940年的福奇，在新冠疫情暴发时已年近80，怎么都算是暮年。

在此前担任美国首席传染病学家的30多年时间里，福奇的回忆里虽说也有“牢骚”。例如对共和党将针对Ebola的拨款与减少女性生育服务拨款挂钩，他颇为嘲讽的说只有华盛顿首府的政客才能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但整体而言，他对美国历届政府应对传染病的方式、态度都是认可的。

这种认可也是双向的，历届美国总统对他评价都很高。福奇在回忆录中提到小布什离任时对他说，我不会想念华盛顿首府，但会非常想念你。这既是布什家族与福奇私交甚笃的流露，也反映了美国最高领导层对福奇工作的认可。

如同前述那位前辈的建议：永远把你与总统的见面当作最后一次，因为你早晚会说总统不爱听的话。在新冠之前，我们不确定福奇到底说过多少几位美国总统不爱听的话，个人猜测当他告诉老布什艾滋病在1992年成为美国25-44岁男性的头号死因，告诉小布什911后出现的炭疽恐怖袭击威胁，告诉奥巴马非洲的Ebola疫情越来越严重，大概率都不是总统们爱听的话。但是他们没有将福奇打入冷宫，而是继续征询他的意见，谋划对策。

或许也会出乎福奇的预料，在他步入暮年时，这条说实话后总统可能不再找你的建议居然“应验”了，而且以更为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

福奇与特朗普的矛盾早就被媒体广泛报道。不过在福奇的回忆录中，福奇对特朗普本人倒没什么个人恩怨。甚至福奇觉得他们俩都是纽约人，也都带有纽约城里人的那种“神气”。

可这不代表福奇对特朗普没意见，《On Call》一书里他直言对特朗普不断攻击媒体的行为不敢苟同。更大的矛盾在于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特朗普及其部分幕僚不愿意坚持遵从科学，反复无常的表现。福奇没有把特朗普团队的防疫决策说得一无是处，比如他认为2020年3月特朗普觉得颁布居家令，是非常重要的决策，也反映了决策者的勇气。可是如福奇给特朗普时期防疫一章起的名字：love me，love me not（爱我还是不爱我），特朗普政府的各种矛盾反复，给福奇带来了巨大困扰，也让他以及其它防疫相关人员难以有效工作。

特朗普可以在电话里大骂福奇，指责他摧毁了自己的经济，可挨骂不久，幕僚又会告诉福奇总统与副总统对刚才的事很抱歉，他们仍然爱他。类似的，特朗普在与福奇谈话时可以当即表示同意他的建议，可转眼又会向公众做完全不同的表述。

福奇对此的观察分析与许多媒体报道类似，特朗普似乎很容易被影响，经常会“附和”上一个和他说话的人。当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看法与建议时，就导致了各种前后不一。这与福奇以往打交道的美国总统们完全不同：那些总统在他陈述完情况，给出建议后，从来不会当面表态，而是在福奇离开后，和幕僚们商议，之后再告知福奇最终的决策方案。

遗憾的是，容易被左右的特朗普与美国社会要面对的病毒不止是新冠，还有一个更与众不同的“病毒”：虚假信息，不断重复的谎言。

而这一切，福奇其实早有经历。《On Call》一书里有一章介绍艾滋病否认主义（AIDS denialism）。90年代，尽管有大量研究显示HIV导致艾滋病，但科学界一些人却宣扬艾滋病不存在，HIV与艾滋病无关。福奇花了很多精力驳斥这些伪科学、阴谋论，可这些虚假信息仍然找到了长期生存的土壤。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虚假信息的病毒更是愈发扩散。从福奇回忆的情况看，特朗普连流感病毒与新冠都总是混淆，难以辨别谁在提供科学真实的疫情信息，谁在误导，或许也不足为奇。当然，科学方面认知水平有限的特朗普，本人也经常是不实信息发源地。

更糟糕的是，即便特朗普后来下台了，新冠疫情期间暴发的虚假信息病毒却留了下来。这也带来了全书最后部分，福奇提出他对美国社会的最大担忧：不是可能出现下一个公卫危机，而是真相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全球都面临这一危机。

用福奇的话说，在我们生活的今天，一个虚假信息反复传播后进入日常生活，开始变得像真的一样，谎言被正常化，一些人甚至虚构他们自己的一套真相。

这些谎言、虚假信息不是当下才有，它们可以说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但是在如今信息可以飞速传播的情况下，它们的威胁大增。这也让福奇决定从NIH退休后，当个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公务员后，进入大学教书，向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历。

因此，尽管《On Call》书中新冠部分结尾处，福奇NIH的退休派对结束后，开车离开NIH时，感叹自己这一辈子的公共服务实在是一段非凡的旅程，但福奇的故事没有结束，他不再是美国首席传染病学家，却仍在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国家服务，为这个社会服务。

最后，作为《On Call》一书的读者，我向每一个人推荐这本书。你或许会看到很多篇针对这本书的书评，就像这篇拙作，有些也会摘录转述原书部分内容，但我可以肯定，没有一篇书评、转述可以还原原书的精彩。

《On Call》并不完美，书中完全不提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说法以及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的增加，作为中国人，这令我感到遗憾，更何况这些与福奇花大篇幅解释的新冠实验室起源论也有关联。而福奇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参与911后建立的美国生物反恐系统，新冠一章里却没提与此关系紧密的美国战略储备库似乎完全不靠谱。这无疑也让新冠部分的叙事少了一个重要维度，毕竟2020年上半年，全美国缺口罩、医院缺呼吸机的样子令人很难忘怀，书里却鲜有踪迹。

但这些瑕疵都不足以影响全书的光彩：里面有历史，有科学，有反思，有当代最了不起的一个人，讲述一段非凡的人生故事。我们经常会看到每年推荐阅读的十本书之类的书籍推荐，其实在当下，大部分人或许十年都未必能完整读一本书。而《On Call》，就是那值得你十年仅读这一本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