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习惯可能通过父系遗传给孩子

　　类似实验结果不胜枚举。比如说，果蝇接触格尔德霉素后，眼睛上就会长出一个不同寻常的瘤，这种变异现象至少会遗传到第13代(第2代到第13代，都没有直接接触这种药物)。根据实验胚胎学先锋伊娃·雅布龙卡和特拉维夫大学学者戈尔·列兹2009年发表在《美国生物学季刊》的论文数据显示，蛔虫在喂食了某一种细菌后，会呈现出矮矮胖胖的外貌特征，同时体内的绿色荧光蛋白也消失了。他们一共列举了100种外基因遗传的例证。

　　外基因改变是否会一直持续呢?或许会吧。但是我们要牢记外基因不是进化。它不会改变DNA结构。外基因改变是人类基因在受到环境压力后所做出的生物应急反应，这种反应经外基因标记，能延续很多代。一旦环境压力等后天因素被消除后，外基因标记将逐步消减，而DNA密码历经时间变迁后，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也就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只有经过自然选择，基因才会发生质的改变。

　　外基因能量不容小觑

　　虽然外基因不能实现永久遗传，但其能量却不容小觑。2009年2月，《神经学科杂志》刊发了一篇论文，指出即使如记忆那般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通过外基因，也会出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进步。鼠类实验证明，借助外基因干预，一群患有基因型记忆障碍的小老鼠，其LTP值(长时程增强;一种重要的神经传递形式，记忆形成的关键)得到了显著增强。至于它们的后代，即使没有受到任何这方面的干预，记忆力也显著增强了。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对外基因如此情有独钟。科普作家戴维·申克在其即将发行的新书《我们都是天才，是什么误导了我们?》中写到：实验胚胎学就是一名称职的引座员，“先天与后天之争”因为外基因而显得苍白无力。他给予外基因相当高的评价，称其“或许是遗传学自发现基因后，另一项最重要的发现”。

　　达尔文之前，以拉马克·詹·巴帕梯斯特为代表的早期自然主义者，曾认为进化有可能发生在一两代之内。由于环境因素和选择倾向，动物们终生都在与时俱进。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长颈鹿脖子如此长，是因为它们的先祖为了够着高处营养丰富的树叶。

　　相反，达尔文认为进化不是出自物种改善条件的良好愿望，而是残酷的，公平的自然选择结果。据此，长颈鹿几千年来的长脖子，是由于长脖子基因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占据上风。达尔文要比拉马克足足小了84岁，以现今的眼光绝对是“年富力强”，最终达尔文赢得了胜利。不过，随着实验胚胎学的建立与深入发展，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拉马克当年迸发的思想火花了。